金沙江,青铜遗韵三千年
2018-08-07 10:17:14   来源:县新闻中心   

永善新闻网讯(通讯员 杜福全)一、站在金沙江边岩壁的纤道上,头顶是直插云霄的绝壁,脚下是一路狂奔的惊涛骇浪,在提心吊胆的眩晕和恐惧中,用手掌去触摸那用钢钎和铁锤一錾一锤凿出的纤夫之路,把手指轻轻地伸进那残留在岩石上的桩孔,从一个光润的小孔或一条细腻的凿路中,就能触摸到历史的体温,人的身体和心灵,会情不自禁地感到震颤。遥想两百多年前,开浚金沙江航运的工人们,赤膊露肩,猎猎江风和怒吼狂涛中,在悬崖峭壁上挥舞着斧凿的场景,不禁让人嘘呼不已。

历史上的金沙江,被称为“千古闭塞之江”。千百年前,就有众多有识之士提出开千古闭塞之江,使之与长江黄金水道相连,片帆可达吴楚,舟楫直下东溟。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太过于艰险,始终难以实现这一宏伟的愿望。从明代开始,人们对金沙江的地理认识逐渐清晰,意识到开通金沙江航运,将是由川入滇的一大捷径,利用水运将会带来极大的便利。明朝正统年间,靖远伯王骥、巡抚黄衷、汪文盛,就曾有开通河道的动议,但因历代蛮夷割据,中央王朝对金沙江流域的控制力还不强,最终未果。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工部右给事中王元瀚曾正式上书开发金沙江航道。到了清朝雍正及乾隆年间,京师及各省钱局铸币用铜多依赖云南各厂供给,每年外运铜总量达六七百万斤。随着中原对滇铜等物资需求的日益增长,单靠陆路的人背马驮难以满足运输需要,水运成为封建王朝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缓解铜运艰难,确保京师及各省铸钱需要,经总督鄂尔泰首倡、庆复力主、张允随坚持,三任云贵总督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开浚金沙江下游航道工程终于得以在乾隆五年(1740年)的冬天开始实施。

二、金沙江开浚工程,起自东川府小江口,迄至四川宜宾新开滩,全长650多公里,分两段施工。上段从小江口至永善黄坪,共计336公里,于乾隆五年十一月动工。下段永善境内大兴金沙厂至新开滩323公里,于乾隆六年十月动工。这项浩大的疏浚工程,共征调云、贵、川三省民工八十多万人,耗银数十万余两,抽调府、厅、州、县官员任督察之责。当时开修航道的工具和办法极为原始:先伐木积薪,堆放在出露于水面的礁石上纵火焚烧,再灌水骤激,待礁石酥脆,再用斧凿捶打。而修建金沙江两岸的纤道,工匠要悬空在崖壁上凿孔、楔桩,连成栈桥,再用斧凿锤钻修整。

1745年下段开通,1748年上段开通,历时八年之久的建设,千古闭塞的金沙江终于看到了舟楫,实现了“舻舳相接,欤乃之声应山而响,而自蜀至滇商贾贸易者,亦络绎往来矣”。金沙江航运最盛时期,大小木船达一天200余只,下运贡铜,上运盐米,年运铜三百余万斤。实际上,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金沙江航道上段一直没有真正开通,滇铜自小江口上船,直航川江,枯水期辅之于盘驳、吊滩等措施,可勉强通行。汛期一来,水势、滩险等情况复杂,船毁铜沉事故陆续发生。于是,只能把铜银从陆路转运到永善境内的黄草坪,再上船沿金沙江航运出滇如川。

实际上,金沙江航运的下段,即黄草坪至宜宾新开滩这一段,通航也是季节性的,而且大量的险滩仍然难以通过。朝廷规定,铜运须由知县或县丞亲自押运,如遇翻船事故,定罪不赦。据史料记载,曾有两名知县因铜运翻船丧生。后来,朝廷又规定,在十八处险滩失事,准予赦免。而逆江而上的船只更为艰难,全部要纤夫牵引行走。在金沙江畔,今天依然可以看见一条醒目的纤道在石崖上延伸,真实记录着金沙江上曾经舟船云集的繁忙和行船时的艰难历史。

不管怎么说,滇铜京运极大地改善了地方交通状况,为经济发展打下了硬件基础,稳固了改土归流以来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刺激了本地工商业的发展。就交通状况而言,铜政兴起之后,官方加强了驿道修治管理,拨出固定经费维修道路,设置铜房(仓库)、马站、哨所等。金沙江航道疏浚,又加修纤道,修治宽平了两岸沿江道路,方便了商旅驮马行人往来,极大地促进了商贸业的发展,永善境内的黄坪、黄葛树、桧溪、楠木坪等沿江或交通要道上的集镇,得以兴盛发展起来。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募民屯垦,对永善的开发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在中国冶金史上,永善既是滇铜京运的重要运输线路之一,同时也是古代银、铜、铅等金属采矿和冶炼地之一。据《永善县志》记载,永善境内的大兴金沙银厂,始建于雍正五年(1727),“官员由巡抚任命,共有炉房48间,矿硐30口。”据《滇南志略》和《昭通志稿》等史料记载,大兴金沙银厂于乾隆七年(1742)开采,年征课银五千余两。从建厂到纳入朝廷整体规划的正式开采,经历了15年时间。细沙小岩坊铜厂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开采,定年额铜达22000斤,遇闰办铜23833斤,归昭通府专管,永善经管。据《永善县志略》记载,小岩坊铜厂后来变为“知县专管,每年约收课银八千有零,今则额定每年采办铜一万九千余斤。”除此之外,还有当时属永善管辖的副官村绍感溪、梅子沱(陀)二铜厂,“乾隆三十六年(1771)收买永善金沙厂银矿冰燥,运至梅子陀煎铜,四十三年定年额铜40000斤,专供京运。”“嘉庆十二年(1807),冰燥缩短,年办铜20000斤,遇闰办铜21666斤,迤东道专管,昭通府经营。”

文字记载的历史是有限的,而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可能比文字记载的还要久远。

2002年,中国文物考古学界享有盛誉的著名核心期刊《考古与文物》,在当年的第2期,刊发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李晓岑教授一篇名为《从铅同位素比值试析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李晓岑教授通过研究大量考古学界的文献资料后指出,1984年“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同志在钱临照院士、李志超教授的指导下,在国内首次用铜同位素质谱技术对河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示踪研究,发现在14件青铜器中(妇好墓12件,西区2件)有5件的铅同位素属比值非常低的异常铅,其207Pb/206Pb比值在0.7710.783之间。这种异常铅又在地质上属高放射性成因铅,它与云南滇东北永善金沙厂矿山的异常铅同位素特征是一致的,但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矿山铅同位素分布场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实验结论认为这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的矿料应来自于云南永善金沙厂的矿山。”这一初步结论,因为当时的样本数量和客观条件等原因所限,尚未得到学界进一步的论证和一致认定。还有人认为滇东北与中原相距太远,从而怀疑从云南运到中原地区青铜原料的可能性。李晓岑教授通过后来国际国内考古界的大量研究成果和数据信息分析,认为“现在,与滇东北很近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再次发现更多的与殷墟来源相同的青铜矿料,说明所谓‘相距太远’不能作为原料无法输入中原的理由。另外,越靠近滇东北,有异常铅矿料的青铜器出现也越多,表明商代青铜器部分矿料来源于滇东北这一结论的合理性。”

李晓岑教授在《从铅同位素比值试析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一文的结尾处写道:“滇东北在中国冶金史乃至世界冶金史上都曾是一个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地区,这个地区曾是商代中国最重要的金属矿料产地,也曾创造了很多冶金史上的伟大发明。”因此,很有可能,3000多年前,先民们就通过金沙江下游的水路或陆路,把永善境内的铜,运往中原,融入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铜文明。

编辑:王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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