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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一生不忘的“恢复大计”

时间:2021-10-09 15:37:34    来源:综合自“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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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


南宋,是一个需要英雄也产生过英雄的时代。南宋初的岳飞,从小就想当英雄,最终成就了伟业和英名;南宋末年状元出身的文天祥,压根就没想当英雄,最后却成为英雄;南宋中叶的辛弃疾,也是从小就想当英雄,可一生没有机会成就“弓刀事业”。不过,政坛上无所作为的他,却在词坛上开辟了新天地,建立了丰功伟业!


辛弃疾36岁时曾给南宋孝宗皇帝献御敌十策,题为《美芹十论》,开篇说:“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馀;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意思是在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就先做出战略预判、战术预案,一旦有事发生,应对就从容不迫,绰绰有余;如果事发后再来仓促谋划应对之策,就难免仓皇失措,顾此失彼。辛弃疾仿佛预言家,能看到后人的窘境,他在《议练民兵守淮疏》中强调:“事不前定不可以应猝,兵不预谋不可以制胜。”事先没有缜密的预案就难以应对突发的危机,打仗没有预谋就难以克敌制胜。


自我人生规划


辛弃疾的战略思想,包括个人的人生规划和国家的战略规划。英雄,总是以国家的战略目标作为个人的奋斗目标,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理想紧密相连。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仅仅是因为他胆略的超群,更在于他一生是为民族、为民众、为国家的共同愿望而奋斗。


辛弃疾的人生奋斗目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恢复”——恢复中原,恢复失地,恢复故国,恢复一统江山。而这,也是南宋时代民族民众的共同愿望。


1140年5月28日,辛弃疾出生在“南共北,正分裂”的山东济南,属金人占领区。辛弃疾从小就深切感受到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所以立志当英雄,拯救被压迫被欺凌的同胞,实现国家一统。为了实现打败金兵收复失地的战略目标,他青年时代两次随计吏到金朝腹地侦察地理形势,了解虚实,掌握情报。等待机会,起兵抗金。


机会终于等到了。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冬,金主完颜亮率领百万兵马,南下侵宋,导致北方兵力空虚。而完颜亮出兵前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强令汉民族百姓提前预交五年的租税,早被盘剥一空的百姓更是雪上加霜,民怨沸腾,义勇之士纷纷起兵反抗,海州魏胜、密州开赵、齐州耿京、魏州王友直等都揭竿而起。辛弃疾也率众两千,投奔耿京部下,很快得到耿京的信任,担任掌书记,与之共图大业。不到半年,义军就快速扩充到25万人。辛弃疾的“恢复大计”,有了一定的战略资本和军事基础。


可是风云变幻无常。完颜亮率部攻渡长江,在采石矶遭受南宋军队的迎头痛击,自己被部下乱箭杀死,金兵主力部队全部撤回北方。新登基的金世宗对义军下达大赦令,明令“在山为寇,下山为民”,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导致北方义军纷纷溃散。耿京所部,已是独木难支。年仅22岁的辛弃疾,敏锐地觉察到部队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建议耿京率部投奔南宋。耿京言听计从,委派副将贾瑞和辛弃疾至建康向宋高宗赵构面陈归朝之愿,受到高宗的嘉奖,耿京和部下全都封官。辛弃疾一行兴冲冲地赶回山东,向耿京复命。行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时,忽接情报,得知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25万军队已土崩瓦解。原来积聚的战略资本和军事力量瞬间化为泡影。


仓促的变故,让辛弃疾心急如焚。他在《美芹十论》中回忆:“不幸变生肘腋,事乃大谬。负抱愚忠,填郁肠肺。”未来的人生道路该如何走?如果继续留在北方,已全然失去了抗战的社会基础,孤掌难鸣,北伐大业没有任何希望;如果回归南宋,原来有25万军队作投名状,现在赤手空拳回到南宋,凭什么政治资本获得南宋君臣的信任?他将做出怎样的战略决策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真正的英雄,不仅能循常,更善于虑变。辛弃疾做出惊天的决断:亲率身边仅有的50人马,奔驰到坐拥五万之众的山东金兵军营中,活捉叛徒张安国,献给南宋行在,以彰显他过人的胆识!


在冷兵器时代,要以一当千,由50名壮士到五万兵力的敌营中生擒叛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辛弃疾心目中,“天下无难能不可为之事,而有能为必可成之人!”(《美芹十论·久任》)作为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军事家,辛弃疾绝不会与敌人硬拼,大张旗鼓地强攻进入金人营地。他在《美芹十论·察情》中说:“古人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意思是说,真正善用兵的人,不是追求每战必胜,而是将本来不可能打赢的仗,经过精心的谋划,使之必胜。他又说:“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余矣。”“事有操纵在我,而谋之已审,则一举而可以遂成”;“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是谓至计”。可以推想,辛弃疾到山东后,必定是先侦察敌情,了解金兵防守的薄弱环节和松懈时机,熟悉地形地貌,掌握金兵的活动规律后,制定出万无一失的突击方案,然后一举而成。终将张安国“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洪迈《稼轩记》),昼夜不停,千里奔驰,将张安国送到临安正法。


辛弃疾这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成功打响了回归南宋的名声,拼搏出了未来仕途的政治资本。洪迈《稼轩记》说,孝宗皇帝闻知壮举后,召见了辛弃疾,赞赏有加,从此深加信任,所谓“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用是简深知”。


辛弃疾回到南宋后,仕途虽不如预期,但总体上还算顺利,38岁就出任荆湖北路安抚使。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近20年后,善于洞察社会发展方向的辛弃疾,已经预感到仕途上的政治危机,可能会被踢出官场。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正当42岁的盛年,在南昌任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他就为自己做好了罢职闲居的人生规划,在上饶城北带湖边上买了一块平坦的土地,构建屋舍园林。


辛弃疾精通园林建筑规划设计。他买的地块,约有150亩。他亲自设计,分成三个功能区,一为生活区,建筑房屋,占地十分之四;二为休闲区,在东冈、西阜、北墅、南麓四面,修竹径,辟花蹊,修水池,建亭阁;三为作物区,种植粮食果蔬,自给自足。设计好后,命名为“稼轩”,画上图纸,请著名作家洪迈写《稼轩记》。


果不其然。当他还在犹豫是否主动退隐闲居田园时,朝廷就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他的官职,规划的稼轩变成了实际居住的田园,而且一住就是后半生。


军事的攻守战略


辛弃疾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具有超强的战略眼光和预判形势的能力。年仅33岁的他,就预言金朝60年后必亡,而且预言金朝灭亡后,南宋的威胁忧患更大。周密《浩然斋意抄》记载:“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曰:‘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绍定足验矣。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也。”孝宗乾道八年壬辰,是公元1172年。60年后的宋理宗绍定五年壬辰(公元1232年),金朝的都城汴京被元兵攻陷。金哀宗逃离汴京,太后、皇后、皇妃、公主等都被元兵俘虏,重新上演了北宋后宫被他们的祖先掳掠北上的剧情。虽然金朝的末代皇帝直到1234年才在蔡州自缢身亡,但1232年金朝实际上已经亡国。辛弃疾的预言,完全应验。


辛弃疾的预言,不是星象学家的神机妙算,而是根据金朝固有的社会矛盾激化后做出的病理诊断。辛弃疾《美芹十论·审势》说:“古之善觇人国者,如良医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而金朝“今并有之,欲不亡何待”!辛弃疾透彻地指出,金朝社会有两大死结,一是民怨深重而无法化解,二是皇位继承的嫡庶不定也埋下永久的祸根。这两重矛盾不断激化,遇到外部力量的攻击,金朝非亡不可。所以,他断定金朝60年后必亡。


辛弃疾最忧虑的是,金朝亡国之后,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更大更剧,所以特别提醒南宋朝廷当局要早做预案。可南宋君臣浑然不觉。1204年,辛弃疾入朝面见宁宗皇帝时又提醒,金朝不久必乱必亡,本朝应提前做好准备,应对金朝灭亡后更大的军事危机。可是当时的君臣,都浑浑噩噩,没有人理睬辛弃疾的担忧和建议。


辛弃疾回到南宋不久就发现,士大夫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国土分裂的“靖康耻”,被渐渐淡忘。“恢复”之事,早已不是上层社会关心的话题,士大夫之间,甚至“讳言恢复”。孝宗皇帝曾深有感触地说:“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李心传《建炎朝野杂记》乙集卷三)


正是在这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代,辛弃疾不断地为国家为朝廷规划“恢复大计”,提出攻守之策。


辛弃疾多次向朝廷提出防守淮河、荆襄的具体方案,并在《美芹十论·详战》和《九议》中详细陈述了攻取山东、进而收复中原的战略战术。具体进攻方略是,主力部队由沭阳(今属江苏)出兵,攻取山东。进攻开始前,虚张声势,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金人的重兵,驻守在关中、洛阳、开封三地,防备严密。南宋军队则分别在川蜀、襄阳、淮西三地,耀兵扬威,摆出一副进攻关中、洛阳和开封的态势,多用旗鼓造成志在必得之势。关中震恐,洛阳震惊,开封震动,金人必然会以十万之师聚集三地以防守,并调集燕山的卫兵、山东的户民和中原的签军等精兵锐卒至开封、洛阳守备,我军仍然虚张声势进攻三地,使来增援的军队既不能离去,也得不到休息。这样一来,山东就变得空虚,虽然还有数千兵力防守青州、密州、沂州、海州,我军则派沿海战舰,在登州、莱州、沂州、密州边境来回驰突,山东的数千守军必然会分散布防,从而失去有效战力。山东虚空之后,盗贼会乘机而起,我军再诱群盗之兵四处骚扰金人守军。趁山东兵力空虚而混乱之际,我军再择派一骁将率兵五万,步兵骑兵各半,进击山东。三日之内,就会攻取兖州、郓州,进而控制山东全境。拿下了山东,河北、山西可指日而下。等到关中、洛阳、开封三路金兵北撤回防,我军已断其归路,他们又担心川蜀、襄阳、淮西三路之兵进攻,也不敢贸然退师。


辛弃疾又提出,海道与川蜀、襄阳、淮西三路之兵为正,而夺取山东之兵为奇。奇兵需精强,正兵可稍弱。以弱者为牵制之师,而强者为必取之兵。避实就虚,战而必胜。作战方略计划,周详切实,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实战性。


可惜的是,辛弃疾提出的多项“恢复大计”,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应,更未实施。他清醒地意识到,“独患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盖一人醒而九人醉,则醉者为醒而醒者为醉矣;十人愚而一人智,则智者为愚而愚者为智矣。”(《九议》)正因为辛弃疾看到了北伐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却得不到理解和支持,所以,他一生感到特别的压抑和痛苦。他的痛苦,是为苍生、为民族。无论是罢职闲居,还是在任为官,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社会责任、家国情怀、英雄使命。


责编:陈洪

编辑:黄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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